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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立 報 2010-05-26
面對青年貧窮化：教改的共同目標與敵人
林柏儀
上上週的週末，有兩個由教育團體主辦的大型活動，都有數千人參加，引起各界矚目。一個是由台北縣教師會和全國教師會舉辦的「牽手護童年」遊行，主題是抗議台北縣政府預定強制全縣小學每週加課三節「英語活化課程」。另一個是由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主辦，訴求增加家庭共同用餐時光、反惡補的「讓愛上餐桌」運動。
這兩個活動，都可以說不是那麼「傳統」的教改活動（相對於訴求「整體教育問題」，此次一個是抗議地區性的教育政策，一個是訴求良善的家庭生活）。而彼此之間的參與者或許有著些許不同。
減少上班上課 找回生活時間
但有意思的是，儘管沒被放在一起討論，不論是「反對英文加課」，或是「讓愛上餐桌」運動，實際上有著一個明顯的共通訴求目標：要減少父母和子女的上班、上課時間。換言之，要找回在這之外，「生活的時間」！
從「反對英文加課」的運動來看，之所以政府或學校可以一再試圖「延長課程」，或是推動行之有年的「課後輔導」，其中一個原因即在於：越來越多的家庭都得是「雙薪家庭」、甚至父母都得頻繁加班，導致無暇照顧子女，而希望學校延長上課時間、代行照顧責任。
而「讓愛上餐桌」運動最直接遭遇的問題也是：子女課輔和補習頻頻，父母加班連連，導致連原本應當正常休憩的晚餐時光，都被上課、上班給佔用，只好隨意吃吃了事。
這些父母多數也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和子女相聚，過著愜意的家庭生活，但生活壓力之下，接受孩子多上幾節課、甚至放棄回家吃晚餐，成了無奈下漸漸麻木的選擇。對孩子而言，很可能也希望有多一些休閒生活的時光，但在聽說「學英文對升學和對以後都很重要」之下，也開始接受多上幾節「活化課程」，反正大家不也都這樣？能怎麼辦？
很明顯，這是一個「結構」問題。儘管我們個人嚮往著享受生活的時光，在這樣的環境下卻往往不可得。這結構逼著我們從小要與人競爭，求取更高、更好的學歷，以謀取一份相對有尊嚴的工作機會。而在投入工作後，必須接受環境壓力、接受加班，接受各種不盡合理的要求，而不得有所怨言，否則，一家的經濟來源就可能出問題。為了這些，我們可以、或者也必須放棄正常的教育、放棄生活、放棄我們自由的時光。儘管我們往往有著道德和慾望上的掙扎，但久而久之，也漸漸只好接受這樣的秩序──特別當我們只能以「個人」面對它的時候。
教改運動的共通敵人
這樣的結構，究竟是什麼？我認為，這是一個源自「資本主義社會」的結構性問題。當生活在一個社會中，我們多數的人都要求取受雇機會，透過「販賣勞動力」，才能夠獲取薪資維生。這樣的處境下，人成為了一種勞力市場上的商品，人跟人之間是一種競爭的關係：競爭那些有限的工作機會，特別是那些比較「好」的機會。儘管，為競爭而提升的更佳生產力，成果是由企業所取得，勞方卻可能在競價的過程中，面臨薪資下滑、無法與資方共同分享成果的處境。
這樣的競爭邏輯，自然向前延長到了教育場域，成為工作競爭的準備階段。它造就了教育中「競爭為要，自由發展其次」的集體意識，而成了教改運動的共通敵人。只要想想中學時「考上理想的學校，就是現在最重要的事」、以及到了大學後「選這個科系，以後出來要做什麼啊？」這些話語，我們很容易瞭解它的存在，的確阻擋了各種教育理想的可能。放大來看：十多年來的開放教育、通識教育、或所謂「多元化」的種種教育改革，不也都是受此影響，而難以成功嗎？
我們很難譴責、或者直接改變這樣的集體意識（例如，所謂教改過程中的「家長觀念」「社會觀念」），因為它不是一種風俗、文化或偏好而已，而是有著勞力市場上用以競爭的物質基礎。要改變它，還是得回到問題的根源下手：怎麼對抗這樣資本主義的壓迫邏輯？怎麼讓人不再那麼成為相互競爭的商品？
勞動力去商品化的必要
我認為，倘若我們能夠透過社會福利、勞動保障等措施，讓人民儘管不那麼符合勞力市場需求，也不至於馬上遭致無法生存的嚴厲懲罰，並且嚴加執行法定勞動基準，這的確就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下，改善資本主義下「勞動力商品化」的程度。當「賣了將被合理對待；賣不掉，也不至於就被丟掉」，自然就能創造多一些投注在競爭以外的「生活時間」。
舉例而言，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，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欽羨的聲音：歐美先進國家的孩子們，上課的時間比台灣少，不用惡補、也不用有巨大的壓力，為什麼台灣教育不能也這樣？
除了將問題歸因於台灣的升學文化、教育資源和品質的不足外，或許我們值得注意到，彼此間社會安全和勞動保障程度的差異。這些歐美國家（特別是歐洲國家），有著相對良善的社會福利、勞動保障體制，以及相對堅強的勞工階級團結組織（工會，或是勞工階級政黨）。在他們勞工階級經年累月的努力和抗爭下，儘管失業，人民至少能能夠享有基本的溫飽；也因為有堅實的勞工組織制衡雇主，職場上無理的加班壓力將被減緩。在「勞動力去商品化」的影響下，人民能取回更多自己生活的時間，子女也能有更多自己的時間，不必為了求取未來生活出賣童年、青春，而「讓愛上餐桌」的時間和機會也自然增加。
相對的，不論是台灣、南韓、新加坡、香港、中國或是新興的東南亞這些「東亞發展型國家」，為了追求經濟發展，都有著政府和大資本聯手鎮壓工人階級的歷史傳統，使得這些國家儘管經濟日趨富裕，勞動保障體制仍相當欠缺，也沒有堅強的工會或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。當一個社會裡，基層勞工不但不受尊重、也常難以溫飽，得時時害怕因不聽話被開除，而被迫要接受「無薪假」、「責任制」等違法措施；失業或退休時也缺乏足以維生的福利保障、得仰賴家庭中其他勞工的薪資來照護；試問：父母怎麼能不逼著子女埋頭苦讀，接受加課和惡補？孩童怎麼能不互相激烈競爭，集體以拚命上課、放棄家庭時光為代價，求取未來相對安全的專業工作位置？而當了勞工，又怎麼能不乖乖聽話加班、不犧牲家庭生活？這或許才是東亞國家升學壓力背後的社會原因。
教育與社會改革兩面開攻
也因此，我們值得正視到，不論是「反對英文加課」，或是「讓愛上餐桌」運動，並不是一種倫理性的個人生活改革而已（將道德壓力加諸在人民身上）。相對地，倘若真要讓這樣的運動成功，這必須是一個對抗「剝削人民生活的政治經濟體制」的集體運動（將批判對象指向在政府和資本身上，改變問題的根源）！
這樣的討論看似「龐大」，或許容易讓人感到無力。但這樣超越「不顧社會需求、唯經濟發展是問」的變革運動，實際上是有可能的，也才能探究問題的根本。儘管當前局勢讓「革命」不大容易成為思考的一個選項，但至少我們該嘗試能動搖問題根源的各種「改革」。世界上各國的社會安全制度，如同民主一般，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，而是人們團結爭取來的。
同時，這並不是說，在教育裡的改革不重要；而是要強調，教育改革必須要串連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。我們或許要思索一種「兩面開攻」的戰略：一方面，將教育場域視為意識覺醒的戰場，發展「認識資本主義邏輯的批判教育學」，讓人們深入理解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苦惱來源；另一方面，投入各種對抗剝削性政治經濟體制的社會運動，開啟真正讓人自由發展的空間。
為了我們自己，也為了我們的下一代，讓我們一齊對抗這個剝削人的體制，找回我們生活的時間！
（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