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 灣 立 報 《 言 論 廣 場 》
2010-08-30
社論：教育真的害了他
射殺翁奇楠的槍手廖國豪一句「教育害了我」，引起社會上正反意見激辯。正面支持廖的說法者，如總統府資政李家同教授就認為，當家庭失能時，老師就是父母，要肩負起爸媽的責任，直言：「老師的功能，不在於把每個學生都送進建中、北一女，而在於把每個孩子都變成社會上有用的人。」
相對的，廖國豪原就讀學校與歷任教育部長則是異口同聲的將責任撇清，認為學校並沒有害了他，而是他的家庭和社會上的朋友令他誤入歧途，其中現任教育部長吳清基強調「教育還包括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，不能把責任都推給學校」。
誠斯言哉，部長沒忘「教育」不只有「學校教育」，但是部長雖然強調學校之外還有家庭和社會教育，並非著重於教育的全面性，反而是以此將學校與社會和家庭加以隔絕。廖或許無心區分「學校」和「教育」之別，但卻意外凸顯了上述兩方意見對「教育」界定之狹隘，無論是李家同教授代表的正方，或歷任部長們代表的反方，幾乎都直覺式的立刻把「教育」和「學校」完全等同起來。
學校、家庭和社會可以是教育的三個面向，特別加以標示，旨在說明三者不可分割，結果現在卻被當成切割責任的說詞。解放教育學家保羅‧弗雷勒（Paulo Freire）之所以主張教師應該帶著特定的立場到課堂，而不強調所謂的「價值中立」，就是因為學校並不獨立於社會和家庭，當這個社會強力的傳播某種意識形態時，在課堂上「公平的對待不平等」，反而是最不公平且偽善的行為了。
因此，廖國豪一句「教育害了我」，不僅讓教育部長為了推諉卸責而曝露出其教育觀的侷限，同時也顯示出李家同之類言論的限制：一是討論的範疇不出「老師的角色」，沒有其他；二是教育的功能只是在「製造社會上有用的人」，而非更積極、宏觀的改造社會，或創造價值等。缺少這樣的討論，廖國豪那句「教育害了我」可說是恰如其分。
我們假裝在學校裡制訂了一套人人平等的遊戲規則，無視那些遭學校淘汰者往往就是被社會淘汰的那一群人，即使對這些人有少數的福利措施，但也只是讓他們有多一點機會加入這場社會上弱肉強食的競爭。1968年法國學生對資本主義教育的嘲諷──感謝學校，讓我們從6歲就學會競爭──至今仍震聾發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