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論：問題學生與偏差行為
2010-9-30
台灣立報
今年教師節「師鐸獎」，多位老師自敘遇到「問題學生」的經驗，譬如竹山國小總務主任梁明就提到他必須硬著頭皮和黑道談判，讓學生回到校園安心就學。最令人動容的是，他提到：問題學生其實通常也是弱勢的孩子，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的心思。然則，另一方面，自開學以來，也頻頻傳出「轉學生」沒有學校念，因為不少轉學生就是為了偏差行為被視為「問題學生」，於是被原學校剔除。這種「好學生各校搶，問題學生成人球」的現象，早已成為常態。正因為所謂「問題學生」常出自經濟弱勢的家庭，許多青少年因此被迫輟學或自暴自棄，問題學生遂變成社會的問題。
不諱言，有些教育人員根本就把問題學生視為犯罪預備軍，過度誇大某些偏差行為，迫使學生在校無處容身。然則，所謂「偏差行為」（deviant behavior）並不必然就是犯罪。美國社會學家道格拉斯（Jack D. Douglas）和瓦克斯勒（Frances C. Waksler）在其《偏差行為社會學》一書中，以漏斗形狀來描述偏差行為從寬鬆到縮窄的認定。從漏斗上端最寬的部位「感覺到某件行為不對勁、奇特」到「感到不喜歡、憎惡」以迄漏斗中間部位的「判定某件事情違反了社會價值或規範」、「判定某件事情違反了社會秩序」，最後，才是漏斗最尖端的部位，「判定某件事是絕對邪惡的」。
青少年的好奇、衝動、叛逆是常態，偏偏就有老師或教官「看不順眼」，視違常為邪惡，於是不斷責罵、懲罰，乃至記過、退學，這是活生生將學生從漏斗寬闊的上端往最窄小的底端擠壓，剝奪學生自省自覺的可能性。即使從社會面來看，偏差行為也不必然就是犯罪行為。譬如，在1992年廢除《刑法》1百條之前，凡是「意圖顛覆政府」的思想或言論都可能被當權者視為「偏差行為」，因而罪刑加身、陷入黑牢者大有人在。惡法廢止之後，我們才發現過去所謂「思想犯」是何其荒謬，何其冤枉！
何況，若是從涂爾幹的社會學理論來看，只要人類有階級有貧富的差異，犯罪即無法避免。犯罪有時候對社會是有其功用的，甚且是社會健康所必須。因為，犯罪的存在說明了社會變遷的可能，社會結構也比較具有彈性。設使犯罪不存在，則每個人的行為樣態將會相同，也將無法分辨是非善惡。這種普遍性的一致，將會凍結社會的創造性和獨立思考。此外，犯罪也可以是社會緊張和壓力的活塞，社會有時會將問題投射至一些特定集團身上，例如，將社會問題轉移到不良幫派，發紓內部的緊張和壓力。同樣的，將教育問題轉移到「問題學生」身上，恐怕也是紓解校園內升學競爭壓力的手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