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組織轉型】教師工會的時代使命(下)

資料來源:
任懷鳴的 BLOG
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alexrhm


教師工會的時代使命(下)
⊙任懷鳴2010.10.28

《工會法》終於開放教師組織工會,教師組織即將邁入新紀元。或許,有些民眾至今對教師組工會仍充滿疑慮,也或許部分教師對組工會仍心懷抗拒;但不論如何,歷史的腳步並不等人,教師組工會終將成為事實!事實上,國內許多關心工會發展的人,對教師組工會充滿了期待,因為這無疑替日漸消沈的台灣工會,注入一股活水。未來,僅管受限於法令、制度、資源、及社會文化等等外在條件,使得教師工會的發展仍充滿挑戰;但教師工會最終能否創造新局,卻應看教師組織內部的視野與企圖心。

本文的上篇曾指出,教師工會高度的組織率與自主性,將使欲振乏力的台灣自主工會,補充新生的力量;而教師工會的專業互動模式與教師本身的神聖形象,更將對社會產生示範或教化的效果,使台灣的工會全面發展,獲得正面的滋養。未來,只要教師工會能積極有效的運作,這些理想都將逐一實現。

但面對社會當前的困境,站在國家發展的十字路口,台灣的教師工會應該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使命。

■培育真正公民,邁向公民社會

蔡志杰在總結台灣自主工運的發展史時,曾提出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:「…台灣的自主工會本來就是指不受官方或資方控制而言、無關路線問題,現在,如果工會自願接受勞動條件的退讓,那到底還算不算自主呢?」他認為,目前台灣絕大多數工會幾乎都是所謂「經濟工會主義(business unionism)」形態的保守工會。相對於國外一些進步的工運團體,這些「經濟工會主義」工會只從事意義較狹隘的抗爭,例如:1.他們只在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內進行經濟鬥爭,不想從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;2.他們常常是福利或服務取向,向資方訴求時,爭取的也是較短期的利益(例如調薪),而忽略根本性的勞動條件(例如退休制度)與集體意識;3.他們認同「勞資利益一體」,於是會配合資方進行生產效率的提升;4.為了維護既得利益,他們甚至不惜犧牲其他工人(例如非正規職、少數民族、女性、新移民、外勞)的利益。至於蔡所殷殷期待的自主工運,其行動的特質則是「伴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其他社運一起成長,廣泛結合社會中其他進步運動互相奧援,以建立屬於被剝削階級自身的政治勢力」的所謂「社會運動工會主義(Social Movements Unionism)」。(註1)

事實上,包括勞工運動在內,目前台灣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已面臨到發展的瓶頸;許多關心台灣社會發展的有識之士,也在潛心思考該如何踏出下一步。最近,一本由學運世代集體創作的新書《秩序繽紛的年代~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》(左岸文化,2010),分別從各個社運領域檢視過去20年台灣社會的發展軌跡。於是我們發現,不論是憲改、政改、司改、教改、媒改、環運、工運、婦運等等這些傳統社會運動,除了婦運之外,目前都呈現或深或淺的困頓狀態;而這20年來巨大的社會變遷,新興的社會問題也替台灣派生出新興的社會運動,例如新移民、金融改革、農村再造、兩岸關係等等問題,也正來勢洶洶的衝擊著台灣社會。然而,正如許多關切台灣社運發展的朋友一樣,發起撰寫本書的幾位核心作者,也問了一個同樣的問題:「台灣的社運,最近10年是否真的保守化了?保守性與『威權復辟』是否掩蓋、抹煞了令人珍惜的公民社會成果呢?」

幾位作者分別從工會運動、婦女運動及教改運動作檢視發現:除了婦運「懂得掌握國內外政治環境變遷的機會,懂得軟化國家官僚體制的硬?,…從體制外,引導到影響體制內進步立法的過程,…」其它社運部門則的確狀況不佳。勞工運動僅管活躍的組織不絕如縷,但工運主體的「工會運動」卻因為地盤化與分裂而趨於薄弱,顯見台灣仍是一個「缺乏強悍階級行動」的社會;而教改運動則更加悲慘,不但走入保守路線,甚至浮現反動潮流,顯見台灣還必須經歷一次「真正的啟蒙運動」。雖然,作者們最終並沒有回答他們自己提的問題,但若以全書念茲在茲的「深化民主」、「普遍人權」或「公民社會」為指標,則答案便呼之欲出了,那就是:台灣的進步社運顯然還有一大段路途要走。

社會學者李丁讚的結論顯然比較明確。他在這篇名為〈社運與民主〉的文章中指出,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根本困境,即「社運的政治化」:一方面,台灣早期社會運動受到政治人物的操控,使得社運朝向大型化、中心化、媒體化的方向發展,基層民眾也就變成只是一個「被動員的對象」,本身並沒有主體性,以致組織札根不足;另一方面,社運組織內部也不夠民主,組織領導者一向以「領袖」自居,使得基層成員缺乏充分的學習成長。而正是這種「社運的政治化」,使得台灣過去主流的社會運動陷入一種「操弄–弱智」的惡性循環中。至於發展於1990年代的「社造運動」固然揭櫫「社區主體、公民意識」的目標,但由於所操作的社區公共事務爭議性很低,對個人價值衝擊不大,很難引導社區居民對這個世界產生批判性的認識,並進而激發出「改變既有支配關係」的動能;甚至,在「文化產業化」的潮流下,這些原本以「公民社會」為理想的社區,最後竟淪為資本邏輯的競逐者。唯一受到作者讚許的,則是「性/別人權運動」和「新移民運動」這兩個新社會運動,因為這運動「從建立參與者的主體性開始,讓這些人能批判的認識到自身與周圍環境的支配關係,並願意透過集體的力量來超克。」於是,作者立場鮮明地作出結論:「沒有民主的社運,其實是一種反社運。」(註2)

李丁讚在分析「社造運動」的許多社團或文史工作室為什麼缺乏「公民社會的自主性」時指出,「台灣因為各種歷史結構性因素,包括家庭、學校、工作場所等各種社會關係都尚未平等化,社會生活還充滿權威、甚至壓迫等,使得各種公民德行與能力遲遲未能誕生。…當絕大部分的社區居民連個人的主體性都沒有建立,連個人認同都很模糊不清時,馬上就要進入社區層面的操作,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。」簡單的說,他認為台灣社會「還沒有生產出真正的公民」,而「沒有公民的社會又怎麼能創造出公民社會呢?」(註3)

學者趙剛也有類似的結論。他在〈工運與民主〉的文章提出一個極為深刻的認識:工運的終極目的在於追求工人的解放,如果放棄這個理想,工運將成為商品化和官僚化的附庸,最後甚至連工運的經濟性訴求都可能不保。於是他指出:「工會運動如果要和民主運動產生關連的話,那麼它必須首先民主化那深植於父權傳統、人情與習慣的工人非正式網絡。」然而,趙也體認到這個「文化的改造」並無法在工會或工運本身完成,它必須在整體社會層次,包括:教育、法律、媒體…等面向作全方位的變革。(註4)

於是,我們終於體認到:教育作為「培養具有主體意識及民主素養的真正公民」的角色,是自主社運、乃至於建造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環節!而未來,台灣的教師工會便應該勇敢的承擔起這個重要使命,促成台灣的教師深刻的體認「公民教育」的真諦,並重新檢視現行學校教育中「公民教育課程」的內涵,進而予以批判和改造。

■認清政經結構,反轉文化霸權

然而,就像馬克思所說:「環境是由人改變的,而教育者本身也一定是受教育者。(註5)」教師在教育學生成為真正公民的同時,自己也必須自我教育成為一位真正的公民。而未來,台灣的教師工會便應該提供教師這種自我教育的機會;其中,「認識造成社會不公的政治經濟結構」便是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;而「認識與實踐」的反復過程,則是教師自我教育的重要方法。

1920年代,台灣曾爆發過一場重要的左派運動,其中,以「爭取農民生存權、平等權」為宗旨的農民運動則是關鍵的一支。這個稱為「台灣農民組合」的組織在全盛時期,曾擁有全島27個支部、會員2萬4千人,不但對當時殖民政府造成極大的衝擊,更替後來的左派運動,建立一個堅韌、難以摧毀的基層組織。而這個運動最重要的一個領導人–簡吉,正是一位小學老師。這位出身農村的青年教師,因為發現學校裡「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,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,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,已經疲累得無力上課,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,根本無法來上課。…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,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。面黃肌瘦的孩子,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。」讓他毅然放棄令人稱羨的教職、投身運動。而在一次逮捕後的審判中,簡吉作出這樣的自白:「我在村庄作教員的時候,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,都要再出田園勞動,因為過勞所致,以致這樣的兒童,雖有往學校就讀,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,為此我想,在那裡當教員,卻是月俸?賊!」(註6)這是一位教師的覺醒與絕決!

簡吉雖然終於走向革命的不歸路,而時代也沒有給這位先行者應有的回報(簡吉在日治後期坐監10年,台灣光復後也因為政治扭曲,成為二二八受難者),但他的行止卻為後世樹立了不朽的典範。簡吉對當代教師或教師組織最大的啟示就是:教育工作是有一個終極使命的,那就是:「將人們從各種壓迫中解放,使每個人都獲得自由、平等及充分發展。」而教育工作者便應該認識「阻礙這個使命的困境」,並設法將其破除。

日本最大的教師工會「日本教職員組合(簡稱日教組,JTU)」便有這個體認。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教組,其成立宣言是這麼說的:「我們承諾扮演重要的角色,以建立新的民主秩序及新的日本文化…。現在,透過50萬名教師的彼此結合,我們將尋求合理的改善教師待遇,並提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。我們也保證:努力建設豐富與民主的教育和文化,消除所有留在我們國家的惡劣條件,並廣泛與全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農民團結在一起。」(註7)晚近,不論在「參拜靖國神社」及「中學歷史教科書」等「反軍國主義」議題上,日教組都站在堅定的左派立場,發揮強大的輿論力量;2009年日本大選,日教組直屬的左派政團日政連,更贏得2席?議員及7席參議員(註8),不但顯示日教組長期的理念宣揚,發揮了一定的教育效果,也顯示左派的公平正義思想,的確切中當今日本的社會問題。

大家或許不相信,日本的貧窮率在OECD國家排名第二,僅次於美國。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《M型社會》一書中便明白指出:自1985年開始,由全球化效應所發展的「新經濟」,造成日本(及世界各國)社會的「所得階層兩極化」以及「中產階級的崩潰」。一本由日本「反貧困運動」領袖湯淺誠所寫的新書《反貧困》(蕭秋梅譯,早安財經,2010)當中,我們看到那對可憐的年輕新田夫婦,他們願意工作,但低薪的工作卻讓他們付不起房租,於是他們住進平價旅館、網咖、甚至流落街頭…;我們看到那位53歲的遊民,因為始終找不到願意雇用他的工作,再度偷神社的香油錢150日圓而被捕…;我們也看到那位54歲的京都市男子,因為長期失業,加上無力照顧失智的母親,竟親手殺死自己86歲的老母,然後自殺…。作者告訴我們,這些絕對不是個案。

台灣也好不到哪裡去。今年4月19日台灣立報的社論是這麼描述的:「2009年全台平均薪資倒退到13年前的水準;超過一百萬的派遣、臨時工領著不到正職一半的薪水;有83萬6千人對求職絕望而賦閒在家;高中職以上學生每3人就有一人背負助學貸款,一畢業動輒負債數十萬;截至今(2010)年,還有10萬3千名『過期』大專畢業生尚未找到工作;偏遠地區弱勢兒童有40%無法天天吃早餐,20%要好幾天才能吃到一頓晚飯;就連首善之區台北市,48.73%的10歲以下的兒童,因父母忙於賺錢且付不起托育、安親費用,下課後只能一個人獨處家中或流落街頭。」於是我們看到,那位住在嘉義、因為職災失業的父親,因不忍女兒每天徒步10公里上學,竟到鄰近學校偷腳踏車送給女兒…(註9)。4天後的新聞則是:患有輕度智障的47歲男子,為了在春節買豐盛的菜飯給82歲的老父享用,三度竊取清潔隊的廢電池…(註10);而諷刺的是,在同一天同一份報紙的「時尚版」(其實每天都有),介紹了影視名人身上的行頭,例如其中一位的是:一件8萬多元的洋裝、一雙3萬多元的高跟鞋、及一雙3500元的絲襪。

如果社會這麼不公平,人們為什麼還不覺醒?為什麼不要求政府改善?甚至,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,不投票給主張社會公平的人,並唾棄那些搞金權政治的政黨?青年政治學者張鐵志便悲憤的說:「過去20年,台灣人民辛苦地追尋民主的解放,但得到的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、一個被市場力量穿透的政治領域、以及一套無法有效規範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的虛弱民主。(註11)」於是,如何解構這個由「資本主義政商複合體」所創造的「文化霸權」,便成為台灣下個階段社會運動的最大挑戰。

那麼,教師工會可以做什麼呢?一言以蔽之:掌握教師的特殊位置,發揮思想教育的功能,為社會改造做準備!

羅德水3年前的文章已有建議:「改造台灣總體社會體質與國民認知,不僅有賴在政黨政治中注入左的元素,也需要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,在教學過程中引領孩子看待問題的視野與角度,…教師更有必要在教學以及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,反思學校教育與經濟、權力的關係,反省主流社會或優勢階級的意識型態,是如何透過學校教育、透過教師傳達給學生?」他又說:「教師是台灣社會素質最為整齊的專業社群之一,光是公立中小學的教師就有二十萬人之多,教師在學校服務,卻與社區鄰里緊密相連,在許多邊遠的山、海村落,教師甚至就是鄉里的意見領袖,…教師應走出校園,走入社區,除了關心自身權益與教育議題,更應以實際行動關懷弱勢族群、城鄉落差與環保議題,實現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責任。」(註12)

如何能夠做到?這便是當前教師工會最重要的時代使命!

——
註1:蔡志杰,〈談台灣工運的內部障礙〉,http://www.tpwu.org.tw/periodical/356/1301.htm
註2:李丁讚(2007),〈社運與民主〉,《解嚴以來:二十年目睹之台灣》,頁85-118,台北:聯經。
註3:同註2。
註4:趙剛(2010),〈工運與民主: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〉,《工人開基祖:台社勞工研究讀本08》,頁261-292,台北: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。
註5:馬克思(1845),〈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〉。
註6:楊渡(2009),《簡吉~台灣農民運動史詩》,台北:南方家園。
註7:摘自日教組英文網站 http://www.jtu-net.or.jp/english/birth.html
註8:林斌(2009),〈教師工會與教師工作條件:教師必須面對的真相〉,發表於「全國高中職校務研討會」。
註9:〈不忍徒步上學,貧父為女偷車〉,《中國時報》,2010年9月10日。
註10:〈怕父挨餓拾荒誤觸法,孝感動警〉,《中國時報》,2010年9月14日。
註11:張鐵志(2007),〈台灣新民主的詛咒?–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〉,《解嚴以來:二十年目睹之台灣》,頁141-162,台北:聯經。
註12:羅德水(2007),〈翻轉軸線,教師責無旁貸〉,《台灣立報》,2007年4月25日。

宜蘭縣教師(工)會

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,歡迎您的加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