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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工會的時代使命（下）
⊙任懷鳴2010.10.28
《工會法》終於開放教師組織工會，教師組織即將邁入新紀元。或許，有些民眾至今對教師組工會仍充滿疑慮，也或許部分教師對組工會仍心懷抗拒；但不論如何，歷史的腳步並不等人，教師組工會終將成為事實！事實上，國內許多關心工會發展的人，對教師組工會充滿了期待，因為這無疑替日漸消沈的台灣工會，注入一股活水。未來，僅管受限於法令、制度、資源、及社會文化等等外在條件，使得教師工會的發展仍充滿挑戰；但教師工會最終能否創造新局，卻應看教師組織內部的視野與企圖心。
本文的上篇曾指出，教師工會高度的組織率與自主性，將使欲振乏力的台灣自主工會，補充新生的力量；而教師工會的專業互動模式與教師本身的神聖形象，更將對社會產生示範或教化的效果，使台灣的工會全面發展，獲得正面的滋養。未來，只要教師工會能積極有效的運作，這些理想都將逐一實現。
但面對社會當前的困境，站在國家發展的十字路口，台灣的教師工會應該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使命。
■培育真正公民，邁向公民社會
蔡志杰在總結台灣自主工運的發展史時，曾提出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：「…台灣的自主工會本來就是指不受官方或資方控制而言、無關路線問題，現在，如果工會自願接受勞動條件的退讓，那到底還算不算自主呢？」他認為，目前台灣絕大多數工會幾乎都是所謂「經濟工會主義（business unionism）」形態的保守工會。相對於國外一些進步的工運團體，這些「經濟工會主義」工會只從事意義較狹隘的抗爭，例如：1.他們只在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內進行經濟鬥爭，不想從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；2.他們常常是福利或服務取向，向資方訴求時，爭取的也是較短期的利益（例如調薪），而忽略根本性的勞動條件（例如退休制度）與集體意識；3.他們認同「勞資利益一體」，於是會配合資方進行生產效率的提升；4.為了維護既得利益，他們甚至不惜犧牲其他工人（例如非正規職、少數民族、女性、新移民、外勞）的利益。至於蔡所殷殷期待的自主工運，其行動的特質則是「伴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其他社運一起成長，廣泛結合社會中其他進步運動互相奧援，以建立屬於被剝削階級自身的政治勢力」的所謂「社會運動工會主義（Social Movements Unionism）」。（註1）
事實上，包括勞工運動在內，目前台灣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已面臨到發展的瓶頸；許多關心台灣社會發展的有識之士，也在潛心思考該如何踏出下一步。最近，一本由學運世代集體創作的新書《秩序繽紛的年代～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》（左岸文化，2010），分別從各個社運領域檢視過去20年台灣社會的發展軌跡。於是我們發現，不論是憲改、政改、司改、教改、媒改、環運、工運、婦運等等這些傳統社會運動，除了婦運之外，目前都呈現或深或淺的困頓狀態；而這20年來巨大的社會變遷，新興的社會問題也替台灣派生出新興的社會運動，例如新移民、金融改革、農村再造、兩岸關係等等問題，也正來勢洶洶的衝擊著台灣社會。然而，正如許多關切台灣社運發展的朋友一樣，發起撰寫本書的幾位核心作者，也問了一個同樣的問題：「台灣的社運，最近10年是否真的保守化了？保守性與『威權復辟』是否掩蓋、抹煞了令人珍惜的公民社會成果呢？」
幾位作者分別從工會運動、婦女運動及教改運動作檢視發現：除了婦運「懂得掌握國內外政治環境變遷的機會，懂得軟化國家官僚體制的硬?，…從體制外，引導到影響體制內進步立法的過程，…」其它社運部門則的確狀況不佳。勞工運動僅管活躍的組織不絕如縷，但工運主體的「工會運動」卻因為地盤化與分裂而趨於薄弱，顯見台灣仍是一個「缺乏強悍階級行動」的社會；而教改運動則更加悲慘，不但走入保守路線，甚至浮現反動潮流，顯見台灣還必須經歷一次「真正的啟蒙運動」。雖然，作者們最終並沒有回答他們自己提的問題，但若以全書念茲在茲的「深化民主」、「普遍人權」或「公民社會」為指標，則答案便呼之欲出了，那就是：台灣的進步社運顯然還有一大段路途要走。
社會學者李丁讚的結論顯然比較明確。他在這篇名為〈社運與民主〉的文章中指出，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根本困境，即「社運的政治化」：一方面，台灣早期社會運動受到政治人物的操控，使得社運朝向大型化、中心化、媒體化的方向發展，基層民眾也就變成只是一個「被動員的對象」，本身並沒有主體性，以致組織札根不足；另一方面，社運組織內部也不夠民主，組織領導者一向以「領袖」自居，使得基層成員缺乏充分的學習成長。而正是這種「社運的政治化」，使得台灣過去主流的社會運動陷入一種「操弄–弱智」的惡性循環中。至於發展於1990年代的「社造運動」固然揭櫫「社區主體、公民意識」的目標，但由於所操作的社區公共事務爭議性很低，對個人價值衝擊不大，很難引導社區居民對這個世界產生批判性的認識，並進而激發出「改變既有支配關係」的動能；甚至，在「文化產業化」的潮流下，這些原本以「公民社會」為理想的社區，最後竟淪為資本邏輯的競逐者。唯一受到作者讚許的，則是「性/別人權運動」和「新移民運動」這兩個新社會運動，因為這運動「從建立參與者的主體性開始，讓這些人能批判的認識到自身與周圍環境的支配關係，並願意透過集體的力量來超克。」於是，作者立場鮮明地作出結論：「沒有民主的社運，其實是一種反社運。」（註2）
李丁讚在分析「社造運動」的許多社團或文史工作室為什麼缺乏「公民社會的自主性」時指出，「台灣因為各種歷史結構性因素，包括家庭、學校、工作場所等各種社會關係都尚未平等化，社會生活還充滿權威、甚至壓迫等，使得各種公民德行與能力遲遲未能誕生。…當絕大部分的社區居民連個人的主體性都沒有建立，連個人認同都很模糊不清時，馬上就要進入社區層面的操作，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。」簡單的說，他認為台灣社會「還沒有生產出真正的公民」，而「沒有公民的社會又怎麼能創造出公民社會呢？」（註3）
學者趙剛也有類似的結論。他在〈工運與民主〉的文章提出一個極為深刻的認識：工運的終極目的在於追求工人的解放，如果放棄這個理想，工運將成為商品化和官僚化的附庸，最後甚至連工運的經濟性訴求都可能不保。於是他指出：「工會運動如果要和民主運動產生關連的話，那麼它必須首先民主化那深植於父權傳統、人情與習慣的工人非正式網絡。」然而，趙也體認到這個「文化的改造」並無法在工會或工運本身完成，它必須在整體社會層次，包括：教育、法律、媒體…等面向作全方位的變革。（註4）
於是，我們終於體認到：教育作為「培養具有主體意識及民主素養的真正公民」的角色，是自主社運、乃至於建造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環節！而未來，台灣的教師工會便應該勇敢的承擔起這個重要使命，促成台灣的教師深刻的體認「公民教育」的真諦，並重新檢視現行學校教育中「公民教育課程」的內涵，進而予以批判和改造。
■認清政經結構，反轉文化霸權
然而，就像馬克思所說：「環境是由人改變的，而教育者本身也一定是受教育者。（註5）」教師在教育學生成為真正公民的同時，自己也必須自我教育成為一位真正的公民。而未來，台灣的教師工會便應該提供教師這種自我教育的機會；其中，「認識造成社會不公的政治經濟結構」便是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；而「認識與實踐」的反復過程，則是教師自我教育的重要方法。
1920年代，台灣曾爆發過一場重要的左派運動，其中，以「爭取農民生存權、平等權」為宗旨的農民運動則是關鍵的一支。這個稱為「台灣農民組合」的組織在全盛時期，曾擁有全島27個支部、會員2萬4千人，不但對當時殖民政府造成極大的衝擊，更替後來的左派運動，建立一個堅韌、難以摧毀的基層組織。而這個運動最重要的一個領導人–簡吉，正是一位小學老師。這位出身農村的青年教師，因為發現學校裡「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，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，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，已經疲累得無力上課，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，根本無法來上課。…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，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。面黃肌瘦的孩子，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。」讓他毅然放棄令人稱羨的教職、投身運動。而在一次逮捕後的審判中，簡吉作出這樣的自白：「我在村庄作教員的時候，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，都要再出田園勞動，因為過勞所致，以致這樣的兒童，雖有往學校就讀，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，為此我想，在那裡當教員，卻是月俸?賊！」（註6）這是一位教師的覺醒與絕決！
簡吉雖然終於走向革命的不歸路，而時代也沒有給這位先行者應有的回報（簡吉在日治後期坐監10年，台灣光復後也因為政治扭曲，成為二二八受難者），但他的行止卻為後世樹立了不朽的典範。簡吉對當代教師或教師組織最大的啟示就是：教育工作是有一個終極使命的，那就是：「將人們從各種壓迫中解放，使每個人都獲得自由、平等及充分發展。」而教育工作者便應該認識「阻礙這個使命的困境」，並設法將其破除。
日本最大的教師工會「日本教職員組合（簡稱日教組，JTU）」便有這個體認。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教組，其成立宣言是這麼說的：「我們承諾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以建立新的民主秩序及新的日本文化…。現在，透過50萬名教師的彼此結合，我們將尋求合理的改善教師待遇，並提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。我們也保證：努力建設豐富與民主的教育和文化，消除所有留在我們國家的惡劣條件，並廣泛與全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農民團結在一起。」（註7）晚近，不論在「參拜靖國神社」及「中學歷史教科書」等「反軍國主義」議題上，日教組都站在堅定的左派立場，發揮強大的輿論力量；2009年日本大選，日教組直屬的左派政團日政連，更贏得2席?議員及7席參議員（註8），不但顯示日教組長期的理念宣揚，發揮了一定的教育效果，也顯示左派的公平正義思想，的確切中當今日本的社會問題。
大家或許不相信，日本的貧窮率在OECD國家排名第二，僅次於美國。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《M型社會》一書中便明白指出：自1985年開始，由全球化效應所發展的「新經濟」，造成日本（及世界各國）社會的「所得階層兩極化」以及「中產階級的崩潰」。一本由日本「反貧困運動」領袖湯淺誠所寫的新書《反貧困》（蕭秋梅譯，早安財經，2010）當中，我們看到那對可憐的年輕新田夫婦，他們願意工作，但低薪的工作卻讓他們付不起房租，於是他們住進平價旅館、網咖、甚至流落街頭…；我們看到那位53歲的遊民，因為始終找不到願意雇用他的工作，再度偷神社的香油錢150日圓而被捕…；我們也看到那位54歲的京都市男子，因為長期失業，加上無力照顧失智的母親，竟親手殺死自己86歲的老母，然後自殺…。作者告訴我們，這些絕對不是個案。
台灣也好不到哪裡去。今年4月19日台灣立報的社論是這麼描述的：「2009年全台平均薪資倒退到13年前的水準；超過一百萬的派遣、臨時工領著不到正職一半的薪水；有83萬6千人對求職絕望而賦閒在家；高中職以上學生每3人就有一人背負助學貸款，一畢業動輒負債數十萬；截至今（2010）年，還有10萬3千名『過期』大專畢業生尚未找到工作；偏遠地區弱勢兒童有40％無法天天吃早餐，20％要好幾天才能吃到一頓晚飯；就連首善之區台北市，48.73％的10歲以下的兒童，因父母忙於賺錢且付不起托育、安親費用，下課後只能一個人獨處家中或流落街頭。」於是我們看到，那位住在嘉義、因為職災失業的父親，因不忍女兒每天徒步10公里上學，竟到鄰近學校偷腳踏車送給女兒…（註9）。4天後的新聞則是：患有輕度智障的47歲男子，為了在春節買豐盛的菜飯給82歲的老父享用，三度竊取清潔隊的廢電池…（註10）；而諷刺的是，在同一天同一份報紙的「時尚版」（其實每天都有），介紹了影視名人身上的行頭，例如其中一位的是：一件8萬多元的洋裝、一雙3萬多元的高跟鞋、及一雙3500元的絲襪。
如果社會這麼不公平，人們為什麼還不覺醒？為什麼不要求政府改善？甚至，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，不投票給主張社會公平的人，並唾棄那些搞金權政治的政黨？青年政治學者張鐵志便悲憤的說：「過去20年，台灣人民辛苦地追尋民主的解放，但得到的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、一個被市場力量穿透的政治領域、以及一套無法有效規範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的虛弱民主。（註11）」於是，如何解構這個由「資本主義政商複合體」所創造的「文化霸權」，便成為台灣下個階段社會運動的最大挑戰。
那麼，教師工會可以做什麼呢？一言以蔽之：掌握教師的特殊位置，發揮思想教育的功能，為社會改造做準備！
羅德水3年前的文章已有建議：「改造台灣總體社會體質與國民認知，不僅有賴在政黨政治中注入左的元素，也需要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，在教學過程中引領孩子看待問題的視野與角度，…教師更有必要在教學以及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，反思學校教育與經濟、權力的關係，反省主流社會或優勢階級的意識型態，是如何透過學校教育、透過教師傳達給學生？」他又說：「教師是台灣社會素質最為整齊的專業社群之一，光是公立中小學的教師就有二十萬人之多，教師在學校服務，卻與社區鄰里緊密相連，在許多邊遠的山、海村落，教師甚至就是鄉里的意見領袖，…教師應走出校園，走入社區，除了關心自身權益與教育議題，更應以實際行動關懷弱勢族群、城鄉落差與環保議題，實現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責任。」（註12）
如何能夠做到？這便是當前教師工會最重要的時代使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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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蔡志杰，〈談台灣工運的內部障礙〉，http://www.tpwu.org.tw/periodical/356/1301.htm。
註2：李丁讚（2007），〈社運與民主〉，《解嚴以來：二十年目睹之台灣》，頁85-118，台北：聯經。
註3：同註2。
註4：趙剛（2010），〈工運與民主：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〉，《工人開基祖：台社勞工研究讀本08》，頁261-292，台北：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。
註5：馬克思（1845），〈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〉。
註6：楊渡（2009），《簡吉～台灣農民運動史詩》，台北：南方家園。
註7：摘自日教組英文網站 http://www.jtu-net.or.jp/english/birth.html。
註8：林斌（2009），〈教師工會與教師工作條件：教師必須面對的真相〉，發表於「全國高中職校務研討會」。
註9：〈不忍徒步上學，貧父為女偷車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2010年9月10日。
註10：〈怕父挨餓拾荒誤觸法，孝感動警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2010年9月14日。
註11：張鐵志（2007），〈台灣新民主的詛咒？–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〉，《解嚴以來：二十年目睹之台灣》，頁141-162，台北：聯經。
註12：羅德水（2007），〈翻轉軸線，教師責無旁貸〉，《台灣立報》，2007年4月25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