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對青年貧窮化：校園霸凌問題的挑戰與根源
2010-12-29
台灣立報
■林柏儀
台灣社會近來密切關注「校園霸凌」問題。上至總統、內閣官員，下至教師、家長、以及學生，在媒體與網路論壇上，持續討論著這長久以來普遍存續、卻始終缺乏深入關注的議題。
我們期待「解決霸凌」的社會動力能持續維持。然而，在既有的辯論忙著找尋負責的單位（老師、校長、或教育部）之餘，我們也必須根本地透視：校園霸凌問題的根源是什麼？
法律坐視校園霸凌
從法制面來看，諸多「霸凌」行為都已經構成了「侵犯權利」的行為──不論是民事上或刑事上──形式上的法律規範未必有明顯的缺漏。問題在於，這套法律規範不是現實校園中能夠被援引的資源，除非事情大到出了人命或重大傷害，鮮少聽聞這些校園暴力會因此進入司法體系。
「法不入校園」的原因很多，但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兩者：其一是傳統對教育和法律的意識形態，認為法律只能是解決校園紛爭中最後的工具，使用法律系統甚至將產生污名。實際上，這樣的觀念反而很可能讓學生的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。其二是校園根本缺乏充足的資源和規範，能讓受害者藉由司法體系捍衛權利。別忘了，在緊密的校園中，受害者的「輕舉妄動」、同情者當了「抓耙仔」，都可能引來更大的報復。久而久之，「霸凌」、「體罰」等校園暴力，都只能是種「教育問題」，而鮮少成為「法律問題」。
在「反霸凌總動員」的此刻，官方似乎頗有乘勢強化校園管理控制的味道。但更多的控制機制是否就能夠成為遏止霸凌的「有效資源」？這是一個持續要被質疑的命題。我們可以發現，投注大筆預算到警政單位的國家或都市（例如近年來的英國倫敦），他們的犯罪率不會理所當然地下降。
相反地，犯罪學始終提醒人們的是：暴力與犯罪有其社會成因，不會是光靠增加法院或警察就能夠解決的。
也因此，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在於「讓教師有體罰權」這一不合法的以暴制暴解決之道。教師的角色應當回歸教育專業，在課堂上傳遞優質的知識，並透過言說與身教進行學生的生活輔導。
應回歸司法與人權
相對地，我認為，校園中紛爭或暴力的懲戒，理應當回歸司法系統，並且依此受到當代法治國的人權保障嚴密控制。
我們必須承認，在現代法治國的規範下，校園並沒有被賦予任何的「強制力」，可以來「制裁」、「懲罰」侵犯他人權利的學生。擁有這個合法強制力的單位是司法系統，是法院與矯正機關。法治國下連警察都只是協助偵察的角色，怎麼會讓老師來進行懲罰工作呢？
因此，一個「正常化」的針對校園暴力的懲戒，必然需要援引學校教育以外的機制。如果能被證明實質有效，校園的確可以考慮增添專業輔導人員、甚至警察機關；法院也可以增加刑事上或民事上的少年法庭資源；各種被預期能減少校園暴力與霸凌的機制，都值得投入資源實行。而制度上，也該更強化教師的通報義務、以及對受壓迫者的法律扶助。至於還未達到「違法」地步的紛爭，不妨透過師生共治的「校園法庭」來處理。
但請注意：這些措施都與可以廉價地透過「限制學生人權」──例如設立更嚴苛的校規、校園裝設更多的監視器、犯規學生可能遭受以暴制暴──來減少霸凌無關。千萬別把落實法治與侵犯人權混為一談。讓校園暴力問題給「司法化」解決，更是要強調其中人權保障的面向。
校園霸凌源於社會霸凌
進一步地，當我們試著要探究校園霸凌問題的根本，我們可能發現問題比預想得更複雜些。
學生為什麼要去欺負人？這當然牽涉到施暴者所處的社會環境，所內化在他身體與心靈中的思考、焦慮、與慣習。實際上，我們習以為常的主流文化，不就其實是包含著各式各樣的排擠、歧視、比較的心態在其中嗎？想想「他們看起來怎麼這麼討厭」、「真想把這些人通通幹掉」這些常見的心底話。這鑲嵌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主流文化，在平常成人社會中因為人與人的疏離而沒直接反應為具象的暴力，但到了生活緊密的中學校園裡，展現為了各種霸凌則不令人意外了。
「校園霸凌問題源自於社會霸凌」這樣的命題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。的確，現實而言，在當前這個「每個人對抗每個人」的霍布斯式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改變之前，人與人間對立、排擠、甚至暴力的關係根源是不會被解除的。那麼，該怎麼辦？
怎麼辦? 受壓迫者的發聲
還記得，好多年前我修習教育社會學時，闕河嘉教授曾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對於結構下的弱勢者而言，比起申訴管道更重要的，應該是要讓他們更能夠『發聲』！」當時她以原住民的支援機制為例，指出官僚化的申訴機制效用不足。這觀點擺在被霸凌的學生或老師身上，何嘗不是如此！如果有申訴管道被欺負的人就能夠免於受害，那問題應該早不存在。試問：過去又有誰限制他們去找老師、學校、法院來討回公道呢？問題當然不那麼簡單。
我們或許可以做的，是試著去積極「看見」、「聽見」那些受壓迫的人們。受壓迫、被霸凌並不可恥，可恥的是這個不公義的結構。仔細關心這些被排除的人們，並且同時面對施暴者背後的焦慮、不安、壓力來源，諸多對教育甚或社會的批判論述，將就此油然而生。被霸凌、霸凌經驗的訪談、口述歷史、紀錄片、小說……都是值得採取的文化介入工具。
長遠來說，終究是要改變社會的文化、甚至政治經濟結構，才能瓦解霸凌的人與人的關係。如果學校是社會的縮影，那麼，除非我們能夠讓那些「被欺負的群體們」──矮的、胖的、笨的、窮的、醜的、娘娘腔的、特立獨行的──在這個社會上被重新肯認，實質上受到尊重（包括文化上和經濟上），那麼，校園中的霸凌問題才可能消解。
而這樣的任務，歷史上來看，要透過社會運動的發動才有可能。我們需要眾多受壓迫者的團體們發聲──沒有人可以再欺負我們──眾聲喧嘩，形成一個多元解放的運動，清新自在的校園空氣才會歸來。工人、女性、黑人、同性戀者在過去的數十年已於世界各地示範了這樣的社會運動，這就是霸凌問題的根本解答之一。
誰敢小看霸凌問題！
（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