咄咄集：可有天上掉下來的工會
2011-4-14
台灣立報
■羅德水
儘管教師組織加緊宣傳力度，但在基層教師工會籌組過程，來自教師的疑慮不減，就連不少教師會幹部也發出疑問，所關心者，除了「為什麼要組織工會」這個老問題，再來就是「組織工會能改變什麼」或「組織工會真的更好嗎」？
這兩個質問看似不相干，實則有高度的關連性，質疑既出於長期以來教師對工會概念的生疏，更來自運動過程不友善的法制與官方，教師原本對工會所懷抱的應然的、美好的想像，在修法角力與實際組織過程中逐漸消磨耗損。
毫無疑問，對比教師工會的不確定性，不假思索地聽命於官方，或者乾脆接受官員的指令教育學生，確實輕鬆得多。然而，殘酷的是，即便教師甘於自我定位為工具，也不見得可以確保教職與勞動條件於不變，遑論將教師工具化、技術化不啻等於對教育的異化。這其實也正是教師必須組織工會的關鍵，工會也者，團結受雇者以促進其權益固然有之，對教師而言，更是一個形塑自覺、揚棄工具定位、鼓動教師專業、善盡教師作為公共知識份子責任的一個過程，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討論，組織工會是否帶來改變猶待實踐加以檢驗，但運動過程確定不會是請客吃飯，甚至充滿挫折與挑戰。
挫折險阻主要來自於想方設法削弱工會的官方，因為原本定於一尊的教育決策模式或有可能因教師工會而鬆動，原本扭曲的教育資源分配機制亦有可能因此瓦解，惟其如此，長年禁錮教師運動的《工會法》即便解禁，官方仍要在法制面對教師作出不符比例的限縮，而基層教師工會在組織過程中則免不了要與勞政機關折衝角力。
然而，這一切豈在意料之外？事實上，除了極權政府為了便於統治而豢養工會，除了黃色工會為了私利甘願充當政府與政黨工具外，從來就沒有天上掉下來的工會，也從來沒有接受豢養的工會而能夠強大的。相較於南韓教師工會運動之慘烈，組織過程平靜的台灣教師至少應該體悟，不會有一個鋪好紅地毯的華屋美廈等待教師進駐，也絕不會有一條前人打造好的路徑指引教師前進，教師工會只能在運動過程中積累組織實力，只能展現具體專業作為以贏得社會支持，甚至連下一階段的修法，也只能藉由持續與反對者對話蓄積動能。
在這樣多的不確定中，唯一確定的則是，無論維護權益或提升專業，工會之路不可能假手他人，就只能靠教師自己踩踏出來，教師工會的樣貌取決於教師的行動。
（教師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