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對青年貧窮化：誰怕蕭曉玲？
2011-12-9台灣立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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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很多人還不熟悉「蕭曉玲」這個名字。但是，倘若未來要寫下教師因得罪政治當局而遭迫害的案例，她肯定是該被寫進史冊裡。
控告當局 慘遭解聘
偶爾透過朋友轉載消息，讓我注意到了這位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國中任教的老師，因為控告2007年台北市長郝龍斌的「一綱一本」政策違法，而遭到校方種種整肅、最後遭到解聘的消息。解聘之後，蕭曉玲老師窮盡了申訴、再申訴、行政訴訟、上訴……，竟無法挽回她理應享有的工作權益，成了21世紀台灣教師依然高度受到政治控制的象徵。
經過朋友協助，閱讀到了此案完整5萬多字的一審判決書。看完了之後，對我來說，不只是更加同情蕭曉玲老師的遭遇，更對台灣學校的環境，感到可悲。我相信，中山國中一案，不過是個整體教育狀況的縮影。
其實，幾乎不需要什麼社會科學理論，從諸多經驗都可以知道，在學校這樣的地方，異議的師生只要忤逆當權者（校長、主任、外頭的局長等）超過了一定程度，當權者可是不講道理的。不單小學、中學如此，甚至大學也是如此。還記得萬能科大如何對待邱智彥一事嗎？或者還記得，台大校長是如何訓斥和平集會的抗議者？
不可跨越的「線」
我們都知道，在校園裡，平常好來好去、慈眉善目的背後，總是有那樣一條「線」，不論學生或老師，跨越了，鎮壓的力量就立刻展現出來。公然羞辱有之，記過懲戒有之，解聘退學有之。在美國最近的例子中，還可以加上的是「胡椒噴霧」有之，用來對付和平的校園示威者。
除了面對直接的暴力，跨越了線的師生，也將會在學校的「宣傳」下，被描繪為的確太過份、該被排擠的對象，在校園中開始承受各種異樣眼光。「誰叫他要破壞校譽」、「誰叫她要通知媒體」，耳語往往比直接的暴力更有殺傷力。而這些看似前現代的封建言論，依然是當代校園以及職場中，屢見不鮮的論述。
讓我們看看蕭曉玲老師被校方於教評會中第一次指控的「罪狀」（以下摘錄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書）：「（1）原告提供自由時報錯誤報導資料；（2）原告完全否認自己的不適任教學行為，並強悍的拒絕家長任何的建議；（3）原告接獲輔導通知後，不思改進，帶領人本基金會成員及媒體直闖校園，傷害被告校譽，示範了最壞的師道行徑；（4）原告使用盜版影片；（5）原告帶校外法律人員，進入被告係衝撞校園倫理，違反師道情節重大；（6）原告一面向被告公然挑戰，一面向學生哭訴，是有損師道行為不檢之劣行；（7）寄發存證信函恐嚇教評委員；（8）原告表達有條件接受輔導，致輔導計畫無法通過等等云云，並進而作成解聘原告之決議。」
在此我們還不需細究蕭曉玲老師的回應（相關內容可見該判決內文，於司法院網站輸入案號可取得），真正令人震驚的在於，學校指控的內容顯露了他們畫下的那條「線」是什麼。
是的，原來問題在於，一個老師「直闖校園」、「傷害校譽」、「示範了最壞的師道行徑」、「向學校公然挑戰」、「寄發存證信函恐嚇」……，而就可判定屬「行為不檢，有損師道」（法律效果可是「終生不得任教」）。是的，這就是當今台灣學校的水準。對他們來說，違背了「當道」，就是破壞校譽，就是應當解聘。從這樣的標準也令人不意外，忤逆、狀告郝市長的「一綱一本政策」，或者質疑校內大量使用測驗卷，當然也構成解聘理由了。很令人遺憾，但這就是校園。
與其說，是他們「法治教育和人權素養」不夠，還不如說，他們就是赤裸裸地執行著他們鎮壓異議者的職能。如果在環境不變的情況下，學校多學了「法治知識」、或者徵聘些「學校律師」（最近在大法官684號解釋後，開始有國立大學在徵聘這樣的角色）進去，只是會更合法、更能掩飾那鎮壓暴力罷了（學校預算請的律師，可想而知，當然是站在校方立場了）。
異議師生為何屢遭鎮壓？
蕭老師的遭遇，當然是個荒謬的個案，理所當然不該存在。然而，學校能不是這個樣子嗎？學校為什麼不能就是講道理，而沒有那「跨越了線」後面的鎮壓暴力？能否透過些改法律或制度，來讓這樣野蠻的校園環境不再？這想必是每個校園人權工作者引頸期盼的改良。只不過，從不論是台灣或是英、美所謂「先進國家」一再發生的「異議教師遭解聘或懲戒」的案例來看，這樣的素樸理想卻是屢遭困難。究竟是為什麼？
說到底，一定程度的原因出在：學校無法獨立於國家與社會，而這個國家與社會的性質，竟是如此野蠻。
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，讓資本得以持續獲利和積累，是它最核心的原則。在這目標下，學校的現實功能是在培養、篩選資本需要的勞動力，並再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技能和態度。為了社會的繼續運轉，國家機器無法容許「公然挑戰學校」的師生，阻斷它生產馴服勞動力的計畫。偶爾地允許批判思考是可以的，但可不容許忤逆當權的態度。
對於維繫資本積累，學校的功能看似次要，但卻是生產勞力的關鍵機制。於是，教師成了在這方面國家機器首要看重的工具。連「生產不力」，沒能在篩選勞動力的升學競爭上取得佳績，都可能遭到排擠；更別說狀告學校、抨擊當局政策，馬上得遭受鎮壓。我們往往恍然才發現：「民主國家」的外衣，在資本積累的目的下，竟是不能當真？
有人可能會想問：難道不可能直接從改變法律或強化法院的功能，來解決這類的事情嗎？但很現實地，行政法院屢屢判定人民訴訟敗訴的決定（人民的勝訴率僅約5％～6％），其實彰顯出了這個路數的困難所在。就是粗暴地解聘，法院又願意救濟多少？除非國家與社會的性質真被動搖，師生才能真正握有不被當作工具的空間。
當權者、法院打不倒的異議者
這樣沉重的描述，當然不是要合理化當權者的鎮壓。蕭老師，司法判決沒有辦法還您公道。但那不代表錯誤在您，而不過是彰顯出司法機關的階級立場罷了。冷酷的法院不論是因為它的國家機器保守性質或是「尊重校園裁量」的傾向，守護的是體制要的「正義」，不是我們的。他們拒絕探究真理，但我們可以。
歷史上，受鎮壓的師生，總是沒有就此沉寂。還記得，在1980年代末，那群因反對校方而被記過的「自由之愛」台大學生，他們高舉著：「只要真理存在，我們終將回來」。2000年代初，因為太反對全球化，被耶魯大學開除的人類學者David Graber，來到倫敦教書，不改其志，今年積極引領了占領華爾街運動。在加拿大，因為反對把學生分等級的評分制度，堅持「給了每一個學生A」的物理系終身職教授Denis Rancourt，竟也被渥太華大學解聘。在2010年歐洲教育會議上，我看著他和年輕學生談笑風生的身影，彷彿說著：他們打不倒我的！
今年，看到了蕭老師您也走上了勞工抗爭「秋鬥」的街頭，慷慨陳詞自身遭遇，具體揭露了體制之惡，實在令人動容。而總是在這樣一連串的看穿過程中，社會與國家的根本變革，才可能發生。教師與學生，終將掙脫那受宰制的工具地位！
（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）
